工信部电信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4个副省级以上城市、89%的地级及以上城市，47%的县级及以上城市，总计311个城市提出或在建智慧城市，涵盖大中小城市和东中西部区域，预计“十二五”期间总投资或将超过1.6万亿元。

    国内外智慧城市建设历程

    国外智慧城市建设最早可追溯至1992年新加坡提出的“智慧岛计划”，随后很多国家和地区开始陆续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直至2010年开始在全球掀起一股建设热潮。

    中国最早提出建设智慧城市构想的是南京市，比新加坡晚了近20年。

    2006年，南京开始积极研究智慧城市道路;2009年还举办了“智慧城市高层论坛”，并正式提出建设智慧城市。

    到2011年，国内提出或者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地市开始大幅增加，出现小范围“井喷”之势。

    “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和国外有明显区别，西方智慧城市更加注重某一个方面的建设，而中国则更强调全面、系统的建设，不单单倾向于某一领域。”工信部电信研究院规划设计所总工程师王爱华对记者说。

    国外智慧城市乐于利用信息技术提升对城市重要基础设施能力的提升，比如欧盟智慧城市就优选能源、交通和综合的信息基础设施三个领域作为重点建设方面。而中国的智慧城市多在综合目标导向下进行，建设重点也更多元，交通、便民、环保等都属涉及较多的领域。

    记者通过中外发展案例的对比发现，国外更强调通过智慧城市建设，大幅提升能源的利用效率，促进城市的绿色、低碳发展。而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目标则更注重城市经济产业、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提升。

    “这跟中西方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西方国家已经过了追求经济发展的阶段转而开始追求低碳环保生活。”王爱华说。

    例如，在韩国有一个专门为实现低碳环保目标而建立的智慧城市试点——松岛。在松岛，电梯安装有智能感应系统，无人时自动关闭电源。同时，岛上还配有完善便捷的自行车租赁服务，以倡导居民低碳出行。

    在业内争议较大的主导权方面，中外亦有不同。国外通常在能源、交通等局部行业与领域，由企业主导实施信息化项目，政府主要起协调作用。在中国，智慧城市项目建设则是以政府的统筹规划为主，企业起配合作用。

    政府支持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2013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正式提出要在有条件的城市开展智慧城市试点示范建设。这被外界解读为国家层面已经认可智慧城市发展策略。2014年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将智慧城市作为城市发展的全新模式，要求大力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比国家顶层战略层面认可更早的是各部委的积极尝试和探索。王爱华说，“其实不难看出，中央政府层面上的认可，其实是综合各部委的推进情况作出的决定。”

    2012年5月，国家旅游局公布北京、成都等18个国家智慧旅游试点城市。

    2012年11月，科技部下发《关于开展智慧城市试点示范工作的通知》，并于次年10月正式公布南京、无锡等20个智慧城市试点城市。

    2012年12月，住建部下发《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有条件的地方积极申报试点。截至目前，住建部已先后两批设立193个智慧城市试点，成为试点城市最多的部委。

    2013年，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出台《智慧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建设试点技术指南》，包括太原、广州在内的9个城市列入时空信息云平台建设的全国试点工作。

    2013年1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选定15个城市与欧盟合作，启动中欧绿色智慧城市合作项目。

    2014年5月，交通部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城市公共交通智能化应用示范工程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确定在太原、石家庄等26个城市开展公共交通智能化应用示范工程建设。

    6月23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工信部等部委研究决定，将深圳市、佛山市、苏州市等80个城市列为信息惠民国家试点城市，集中构建统一的城市信息惠民公共服务平台，实现基础信息集中采集、多方利用，逐步实现公共服务事项和社会信息服务的全人群覆盖、全天候受理和“一站式”办理。

    每个主管部门按照自身职责范围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看似合情合理，实则问题颇多。各部委对于智慧城市的建设思路、标准和政策意见各有侧重，这就使得地方政府在面对多条线上的试点示范和不同标准规范时难以判断和选择，且纵向指令过多也使得城市内难以形成各部门齐心协力和资源整合的局面。

    “多部委齐抓共管的现状，容易给地方政府和建设单位造成思想上的混乱。”亿阳集团智慧城市事业部总经理吕东庆告诉记者。